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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中央银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开展危机救助需要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救助职能赋予了中央银行作为危机救助最后防线的重要地位。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行动指南，巴杰特（Bagehot）法则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是中央银行提供流动性救助的重要遵循。因为问题金融机构是“微弱少数”，金融体系中的绝大多数银行还是健全的，中央银行既无责任也无必要为这小部分银行提供无偿救助，因此该法则要求中央银行在流动性危机时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防止系统性风险的蔓延，同时遵守向流动性困难而非财务困难的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原则，防范道德风险。流动性困难的机构要提供高质量的抵押品，并收取惩罚性高利率。如果不参与事前事中监管，且监管信息无法有效共享，中央银行很难清楚掌握银行的资产状况，因而难以做出准确的救助决定，降低救助的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实施的救助，一部分事实上是在向已经资不抵债的问题金融机构输血，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被简化为付款箱，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

今年早些时候，水援助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研究显示，南亚地区超过三分之一的女孩在经期缺课，原因是她们不能使用厕所或没有卫生巾。去年，世界银行警告称，为了给全民提供安全用水和卫生设施，各国需要将每年的开支提高三倍至1500亿美元。然而，专家们说，如果领导人把饮用水、卫生设施和个人健康作为优先事项考虑，情况就可以迅速得到改善。他们对此很乐观。

二是监管权责应对等。经济学研究很早就意识到，监管不是抽象的概念，是人的行为的加总，监管者可能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而偏离公共利益目标，导致监管失灵。一是金融监管供求失衡。金融监管是公共物品，但监管者并不会毫无成本、毫不犹豫地按照公共利益提供。二是金融监管存在寻租。只要政府通过监管干预资源配置，私人部门就有租可寻，设租寻租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三是金融监管存在俘获，导致监管行动偏离公共利益，成为利益集团影响的结果。激励相容的监管体制就是要通过合理的监管分工、严格的问责惩戒、薪酬等正面激励抑制监管者偏离公共利益的冲动，将监管者的行为统一到金融监管的整体目标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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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防军工、计算机和通信的估值水平较高，分别达到63.21倍、45.27被和40.84倍。具体到个股，截至收盘数据，两市有800股市盈率低于20倍，168股市盈率低于10倍，有12股市盈率低于5倍。其中深康佳A、嘉凯城、光明地产和宁波联合的市盈率低于4倍，分别达到2.35倍、3.31倍、3.81倍和3.96倍。